功夫与工笔：《国术》中的民间世界与中国精神
(相关资料图)
文丨刘虹利
中国功夫/中华武术是中国文化中较为独特的存在，在文学叙事中更是具有特殊地位，从唐传奇到新派武侠小说的持续书写，武术在技术性击技运动的基础之上具备了文化符号的意义。同时，以历代传奇及武侠小说为内容支撑的功夫片、武侠影视作品，更是使一大批或真实或虚构的侠客形象深入人心。网络文学（甚至电脑游戏）兴起之后，围绕武术的描摹与想象空间进一步拓宽，武术被结合到仙侠、神魔、古偶、言情、修真、穿越等叙事类型之中，大批作品呈现了更为跳脱灵动、奇幻瑰丽的武与侠的世界。围绕武侠的叙事元素日益丰富，正与邪、阴谋与爱情、金钱与权力、野心与抱负、江湖与朝堂，不同力量的交织使刀光剑影的江湖世界越发摇曳生姿，相比之下，作为一项体育运动的中华武术在现实生活中的存在状态反而容易被略过，因此，在文艺作品勾画的惩恶扬善、义气干云、舒张个性的武侠世界之外，武术与当下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构成何种关系？这正是何顿新作《国术》可以解答的问题。
《国术》以真实人物刘杞荣为原型，讲述他与武术结缘的传奇经历，小说中汇聚了孙禄堂、杜心武、马玉堂、刘百川、向恺然等近代以来的众多武林名家，以及八卦掌、形意拳、少林棍、杨家枪等众多武术派别和门类。刘杞荣一人之经历带出的名家和功夫几乎构成近代武术史完整的索引图鉴，这种“讲史”的叙事野心，又与“说话”的传统叙事模式相结合，形成了《国术》独到的艺术品格。“侠义小说之在清，正接宋人话本正脉，固平民文学之历七百余年而再兴者也。”[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国术》虽非侠义/武侠小说，但其口语化叙事和方言对白，及其针工密致的工笔画叙述手法和平民化情感倾向，体现出鲜明的宋元话本、明清章回体小说的美学特征，小说以“一人一事作主脑，一线到底”，叙事述情细细道来、合情合理、脉络清晰，处处体现出古典白话小说的传统韵致。
陈平原先生将小说分为写实、写梦两类，认为武侠小说基本上是一种“写梦的文学”。[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第221页。] 武侠小说中“梦”的完成常依托于“侠”“义”精神的升华和张扬，《国术》则着重于对“武”本身的体察和思考，小说所述刘杞荣的经历，虽也是“稗家小说，非奇不传”，但行文中却并不刻意强调“奇”的面相或无招胜有招、天人合一等精神的超拔，反而处处着眼于奇人奇事中的日常状态。
对于刘杞荣来说，能够跻身于名家云集的武术界的确是个奇迹：他从小生病，八岁尚不能走路、站不稳，被算命先生判为活不过十岁。这个糟糕透顶的开局如何改写，作家从刘杞荣自身找到了缔造奇迹的必然性：出身和家庭的“绝境”使他断然地绝地反击，坚定地习武、上学堂，勤学苦练提升武术水平，他转益多师、博采众长，最终既精通多种功夫，还擅琴棋书画。刘杞荣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风雨——从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到加入国军与日军作战，从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国军军官经受政治洗礼，到经历土改、“文革”最终获得平反，从落魄潦倒拖板车到施医救人开诊所，最终重返武林，他跌宕起伏的人生际遇中，既有功夫造诣日渐提升的振奋人心，亦有亲人爱人同窗同袍生离死别聚散离合的世事无常，在历史变迁的滔天巨浪中，个人微不足道，犹如浮萍起伏翻折，其内在包含的巨大戏剧性已无需刻意构造离奇情节，因此，《国术》敢于以写实之风格，以反奇观化叙事为传统白话小说注入现代内核，从而接续了现代中国小说对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美学追求。
这种反奇观化的叙事风格体现在从叙述语言到情节内容的方方面面。小说开篇以一个平平无奇的缘由奠定了全篇的写实基调，主人公刘杞荣出场时情形特殊，是个患了“胀肚病”的孩子，但作家略去“疾病的隐喻”，清楚解释“实际上就是血吸虫病”。对于习武创造的生命奇迹，小说也没有任何夸张离奇的演绎，不仅武学人士的生活极为简陋，他们对刘杞荣的指教也保持着质朴的原貌：“人要先站稳，才能打拳”“人只有努力才有未来”“下苦功夫”“苦练”“多练”，这些话语一反新派武侠小说的天马行空及奇崛神秘，在“武”的层面，《国术》从功夫招式到修习方法无不扎根于真实生活的土壤。
另一方面，武术保全并成就了刘杞荣的传奇人生，他的杀敌、立功、劫军火、跳崖逃生、夺冠改命、治病救人、重返武林，都拜一身真功夫所赐，尽管如此，小说仍以严谨态度来避免过度美化功夫实战中的暴力与血腥。小说中写刘杞荣带领教导团新兵与半个中队日军作战所经历的肉搏，刘杞荣以精湛的刀法结束了日军少佐大队长性命。对于这一军事上的胜利，小说同时详尽罗列了战绩和战损，面对死伤的兄弟，大家十分悲痛，有不适而呕吐的，也有呆呆地流泪的，“刘杞荣感觉浑身不舒服”“他说：‘我去洗洗。咯日本鬼子的血，腥臭的。’”何顿有着坚实的战争题材书写经验，战争摧残生命、泯灭人性的残酷和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悲壮，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对具体参战的个体而言，生与死的搏杀或许带来的更多是创伤性记忆。这也是抗战胜利后，刘杞荣总是念起锄奸行动中牺牲的同袍，最终选择离开军队退役回家的原因。
武术生活的日常化叙事和战争记忆的反英雄式书写，使《国术》剥离了“梦”的飘逸轻盈，成为具有生活实感的现实传奇，一般新派武侠小说“梦”的营造还包括爱情书写的浪漫绮丽、荡气回肠，而刘杞荣的爱情似乎也只是寻常的模样。小说叙事以两条线展开，主线以顺叙的方式，从1920年代他与武术结缘开始依次道来，另一条叙事线则从1962年起头，正是在这一年他与贺涵重逢，这说明贺涵在他心中的分量。从三十年代懵懂青涩的爱情，到近三十年后再续前缘，似乎没有比这更可歌可泣的事情了，但小说在叙事上非常节制，既不打破生活本来的节奏，也不对情节做集中的戏剧性处理，在刘杞荣、周进元、旷楚雄、贺涵、柳悦等几个人阴差阳错的感情纠葛中，没有任何惊天动地或感天动地的事件。当贺涵被迫成婚时，刘杞荣觉得自己没资格私奔，一是不能对老师食言，二是因世道凶险，怕贺涵有危险，最终痛失所爱。刘杞荣品尝着失恋的苦涩，觉得“人活着没一点意思”，小说叙述仍是寻常语调，但不难读出他的强烈痛苦，因为嗜武如命的他居然只勉强练了半小时拳，就感觉很没劲地坐在地上。与此同时，一直暗恋贺涵的旷楚雄也陷入痛苦之中，他不能容忍刘杞荣比自己更痛苦，两人一起淋雨、喝酒，最后刘杞荣病倒了，小说写“旷楚雄很不解，‘我其实比你咯鳖还痛苦，我都冇病，你何解病了？’刘杞荣不搭话。”
小说的反奇观化式写作在于放弃叙事人的特权，放弃以叙述语言过度渲染或抒发人物的内心感受和情绪体验，但这并不意味着情感力量的削弱，因为通过对人物行动和言语及当时情境的还原，能够构造出一种召唤式结构，让巨大的情感潜流在细密的生活细节底层涌动，因此，刘杞荣的病倒和“不搭话”已然胜过千言万语或涕泪横流的情感宣泄。此后，他虽做了努力和争取，但总体上也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没有“为爱痴狂”，而是重新投入到武术练习之中。这是事理逻辑主宰下的爱情生活而非武侠小说中的爱情奇观，对《国术》而言，相比武侠小说中的虚幻承诺，生活的真相或许更为重要。
《国术》将人物置于行动之中，对环境的描摹和人物心理的刻画较为简洁，而闲聊/对话则占了很大的叙事比重。小说一方面在对话中潜藏人物的性格变化，如刘杞荣面对派下来的政治任务，不断地表示自谦、退让、推托，“学了点皮毛”“都不精！”“接不住”，这些犹犹豫豫、吞吞吐吐的话语，与前一章的少年意气形成对比，显示出他在“多年之后”已被生活所改变。另一方面，小说以刘杞荣的人生传奇与大历史形成映射，这其中的巨量信息很多都是通过人物闲聊“说”出来的，这种《十日谈》式的故事嵌套格式，极大地丰富了小说的内涵。这些讲述中，既有武术关乎国家荣誉的故事，也有武术关乎个人生死的故事，这些故事也从侧面透露出近百年间普通中国人在国族历史变迁中的命运浮沉。这些极为平常的闲聊看似琐碎，却犹如散落全书的点点星光，形成对大历史的生动注解，它既解构了对历史的整体化本质性叙事，又从个人感受和日常生活的纬度重构了大历史的经验图式，打通了英雄与凡人的壁垒——不论英雄气概或家国情怀，还是个人理想或偶然际遇，巨浪裹挟之下，“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国术》全文重写实、主平淡，所叙无非日常，却能通过闲聊式对白拓展意义空间，另一方面，其情感冲击力不在于直白的抒发铺排，而是由篇章结构的安排来完成，这种结构性张力凸显了人物命运终极意义上的“戏剧性”色彩，它无需“无巧不成书”，而是由个人面对时间和历史的哲学性生存处境决定的。
小说从刘杞荣八岁习武开始，前六章以顺叙的方式叙写习武中的种种际遇，到第七章，叙述时间切入到1962年，此后，这条预叙事的线索便一直隐伏、适时显露，从开初的意随笔转、零星出现，到逐渐增大比重，两条线最终在“贺涵回家了”一章合流，合流之前是拖板车的刘杞荣参加竞赛拿了四个冠军，由此吃上国家粮当了省体委武术教练。此后，小说继续顺叙至终章，讲述刘杞荣和贺涵在六十至八十年代的生活经历。正是在两条时间线的交替对比中，人物命运的颠簸与错位显露无疑。小说第六章写男女同学之间的种种情愫，一派简单美好，但下一章就跳转到“很多年后”，刘杞荣为亡妻谭志清而流泪慨叹，前后文本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叙事空间，强化了命运的乖蹇程度。第二八章，刘杞荣在洛阳参加全国比武名动武林，被《大公报》报道，其时柳悦怀孕、柳父健在，家庭和美，紧接着第二十九章，由这同一张《大公报》所勾连起来的却是1960年代刘杞荣与贺涵的闲聊，二人拿着这份柳悦收藏的《大公报》，共话1936年的沉重往事。“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多少物是人非、莫可奈何，两相对照，平静的絮谈中竟包含着无尽的唏嘘。
小说第三十五章写刘杞荣的工作保住了，却又在这样的喜悦中带出对柳悦之死的痛苦回忆，那些“尘封在大脑的深处，并浇铸了钢筋混凝土”的“最不愿触碰”的记忆缓缓来到读者面前：日军侵犯长沙，妹妹桃子被沉塘，长沙保卫战、长沙大捷、随枣会战、枣宜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柳家老小在日军对长沙的狂轰滥炸中不幸罹难。小说第四十二章是刘杞荣得了四项全能大满贯后带了第二任妻子谭志清回老家，这其中虽家人因陷于贫穷而躲躲闪闪、低三下四，却仍不失温馨，刘杞荣弹古琴，谭志清唱《天涯歌女》，也是琴瑟和鸣的美事，紧接着下一章跳转到刘杞荣为保体委工作而奔走，谭志清去世的原因也被揭开。前后两章乐景哀情相交替，使简单的日常对话变得不那么简单，其中的万般滋味若要依靠叙事人一一解说几乎不可能，作家正是通过结构的跳转，形成叙事的留白，以供读者去再解读、再创造。
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多年以后”曾是中国作家钟爱的句式，实则传统章回小说中常有“此为后话，且按下不表”，这种预告在叙事上留下一个“钩子”吸引读者，《国术》中也有这样细小的“后话”式“钩子”，与之不同的是，作品还将这种细小的“后话”扩展为整个章节，楔入到线性的讲述中，从而呈现出事实的落差和错位、形成情感冲击力，采用这种预叙事的手段，或许吸引读者尚在其次，它更可能是作家审视历史变迁时试图对抗虚无的一种努力。刘杞荣一生经历跌宕起伏，他曾被打入命运的谷底，又数次重回顶峰，他的传奇是歌与痛、血与泪相伴随的传奇，因生命的顿挫、命运的戏弄而分量沉重。因此，当叙事人回望他的一生，不难发现生命中总是隐伏变故，若干的转折与改写或有迹可循，或全无预警。在变幻莫测的偶然性面前，迷局中人往往“只道当时是寻常”，而他唯一可把捉之物也只有当时的“寻常”而已，这就是日常生活的合法性所在。
刘杞荣与他的世界中来来往往、相聚别离的各色人等，构成了现实主义视野中的“江湖”：其中有浴血革命的国家干部，有前国军师长太太的小学老师，有拖板车或卖香烟的武术大家，有孩子全为国捐躯的面馆老板，有自私冷血投机取巧的族亲，有闲游而讲义气的烂崽，也有刑满释放的手刃至亲的族长……如此芜杂而又丰富的“江湖”，恰好依靠着最朴素的真理运转不息。正如武术大师成功的秘诀就在于“练”，再进一步就是“快”，“快”也总归靠“练”，这些“秘诀”是简单易行、非常实用的。民间信条的实用性还体现在对个体生命的保存方面，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郑先生不许刘杞荣几人离开法租界，“你们还年轻，要学会活着，以后有的是机会。”这种朴素的智慧无关于民族大义和牺牲精神，而在于客观判断形势、适当保存自我、不做无谓的牺牲、不为壮怀激烈的口号而赴死，这不那么“高尚”，却也可能正是民间世界和市民社会得以世代绵延的原因。
《国术》就这样以日常生活叙事瓦解总体性的观念表达，并在细节中呈现出生活本身的戏剧性，同时也揭示出了民间世界和市民社会的坚韧之所在。所谓“大道至简”，民间世界和市民社会的观念信条来源复杂，但呈现形式却最为简单朴素，表现在刘杞荣的武学生涯中，就是他始终关注个人心性品格的修炼，怀着强烈的内在动机埋头于由“练”而“进步”的过程，这说明，修习武术不需要从更高的家国情怀或国族命运中求证意义，意义就内在于它自身，内在于每一个“练”和“进步”的时刻中，这正是《国术》中传奇与平凡的辩证法。从这个角度看，刘杞荣的心性品格几乎从头至尾没有太多变化，这是小说不同于塑造“圆型人物”、关注人物性格发展的现代观念的地方，它更符合古典小说的人物特征。
在近现代中华武术的发展中，既有冷兵器时代结束的大势所迫，也有自外于西方竞技体育体系的具体困境，但不管是枪炮的挑战，还是武术队被取消，都未能阻止刘杞荣的习武之路。因此，在国族命运、政治、战争打破了个人世界的平衡之时，如果说是武术帮助他战胜了困境，不如说他通过“修己”获得了始终如一的“自我”和坚毅的精神品格，正是这些力量推动他蹚过泥沼、走向彼岸。
1935年老舍以《断魂枪》写沙子龙五虎断魂枪的即将失传，以此表达民族文化传统何去何从的忧思，沙子龙找不到习武与传武的依据，只能在夜静人稀时独自温习六十四枪的招式和往昔的威风。来到新世纪，《国术》无疑回应了《断魂枪》的忧思：中国功夫/中华武术不仅没有绝迹，反而在数代武者手中发扬光大，这也构成了《国术》中最有写作难度的地方：描写“国术”本身。《国术》延续了平江不肖生等旧派武侠的写实传统，基于对每一种武术套路的了解，记叙了各种不同套路的口诀要领以及具体打斗中的不同表现，全书中关于拳、棍、刀、刺刀等功夫的实际运用，通过练习、考试、比赛、比武、杀敌等场景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一类情节构成了《国术》中非常“硬核”的部分，既写出了武术门类的特点，又富于实战中的变化，可以说《国术》自觉地承担了记录国术、整理国术的使命。
《国术》以武术为表现对象，以武术名家刘杞荣为线索，整合了中华武术与军事政治、个人传奇与家国命运的多维景观，在以武术为题材的现实主义写作中具有重大意义。从沙子龙品尝被时代抛弃的苦涩，到刘杞荣古稀之年赴少林寺推广武学、培育中国人“尚武精神”，《断魂枪》中知识分子忧虑民族文化之未来的沉重之思，最终被《国术》中民间世界、市民社会的内在力量所承托。作为前现代社会的文化遗产，功夫与武侠文化或国族想象等宏大话题可能发生解纽，但只要它关乎个体肉身，植根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它就拥有了生生不息的力量，这是民间文化和市民社会的力量，更是人自身的力量，它构成了对高悬于顶的宏大叙事的补充，也是中国文化精神最具韧性的象征之一。
